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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孙公司人为破产疑云:被指高买低卖,向关联公司输送数亿元利益

“专网通信骗局”余波未平,上海电气(601727).SH)上海益达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达机械”)再次陷入破产疑云。
益达机械控股股东上海汽轮机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汽轮机厂”)是上海电气的全资子公司。是上海电气的另一家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申请破产清算。今年5月24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受理益达机械破产清算申请,6月3日指定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破产经理。
一些接近益达机械的人告诉《泰晤士报周刊》,各种迹象表明益达机械“人为破产”。一位接近益达机械的知情人士说:“高价购买和低价销售是益达机械破产的根本原因。”。
许多独立的信息来源告诉《时代周刊》,益达机械一直在上海汽轮机厂的生产车间发挥着作用。上海汽轮机厂指定益达机械以高价向关联公司采购铸造锻件,然后由益达机械加工生产成品或半成品,供应给上海汽轮机厂。零部件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由上海汽轮机厂决定,益达机械垫资金需要生产。
《时代周刊》记者从一些知情人士那里了解到,上述模式持续了多年,但2018年后,上海汽轮机厂突然强迫益达机械降价销售,导致益达机械陷入“生产损失越大”的循环,危机暴露出来。
益达机械的几位债权人告诉《时代周刊》,2018年和2019年,上海汽轮机厂强制益达机械将阀门成品出厂价比2017年降低15%-30%,但益达机械对关联公司的采购价格保持不变,仍高于市场价格;结合上海汽轮机厂向益达机械的转移成本,益达机械的生产成本高于销售价格,“面粉比面包贵”。
“这样,益达机械加工的阀门产品越多,损失就越大,最终不得不破产。”益达机械的一位债权人告诉《时代周刊》,益达机械推迟了支付,并将债务强加给了供应商。目前,多家配件供应商的支付和加工费高达1亿元。
前供应商纷纷走向益达机械的对立面。他们向《时代周刊》记者列举了上海汽轮机厂和益达机械的“七宗罪”:利益转移、生产成本转移、财务欺诈、财产转移、债务虚报、破产清算过度控制、关联交易不公平,并向上海电气和监管部门报告。
这起离奇破产案令人费解。
近日,《时代周刊》记者致电上海汽轮机厂党委书记余军、益达机械董事长万云、总经理何志华等。只有余军回应《时代周刊》记者,益达机械目前已进入破产程序。如果益达机械的供应商有任何疑问,他们应该向破产经理和法院反馈,并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这些问题。”我个人并没有回应这些问题。”
频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存在疑问
“益达机械主要生产上海汽轮机厂各种汽轮机高、中压阀关键套件。技术含量很高。做这个产品肯定能赚钱。怎么会赔钱?”一位接近上海汽轮机厂的知情人士吴向平(化名)难以理解。
益达机械成立于1993年,上海汽轮机厂持有60.73%的股份,上海灯辉实业有限公司持有39.27%的股份。益达机械主要从事大型汽轮机阀门零部件的加工和成套业务。汽轮机是现代火力发电厂的主要设备。当它从常温常压静态转移到高温高压高速运行时,汽轮机的调节阀起着稳定速度、控制负荷等关键作用。
益达机械的一位内部人士告诉《纽约时报周刊》,上海汽轮机厂是益达机械的唯一客户,益达机械的经营状况取决于上海汽轮机厂。”近年来,益达的销售额为6亿~7亿元,年利润总额由上海汽轮机厂控制在700万元左右,2018年前没有亏损。”这位人士说。
2018年至今仅三年,益达机械终于因资不抵债,于2021年6月进入破产程序。
《时代周报》记者获得的《上海益达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显示,截至破产受理日,债务人账面资产总额为5601.33万元,债务总额为3.08亿元,业主权益总额为-2.53亿元,资不抵债。
根据立信(会计)事务所出具的2019年年度审计报告,益达机械2019年亏损2.85亿元,加盖益达机械公章,由现任总经理何志华签署。根据本报告数据,2.32亿元亏损发生在2018年及以前,2019年亏损0.53亿元。
益达机械的巨大损失,或与频繁的相关交易有关。
根据上述离职审计报告书面意见,截至(原总经理陈明于2019年2月辞职)期末,产品成本12810万元,相应销售合同价格7741万元,(产品成本)超过销售合同金额5069万元。根据会计准则,这些差异部分属于合同损失,应计入库存减值。
许多债权人告诉《时代周刊》,上海汽轮机厂是益达机械的唯一客户。可以推断益达机械按成本价约60%的折扣,亏本向上海汽轮机厂销售产品,利润超过5000万元。
益达机械内部人士告诉《时代周刊》,2018年,上海汽轮机厂要求益达将阀门成品出厂价比2017年降低15%;2019年,指定益达机械将2017年销售总价下调20%~30%,部分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较高,如果型号为“K196.30.60-1再热主汽门调门组件(左)”,2017年售价为469万元/套,2019年售价已降至293万元/套,降至37%。
益达机械原总经理陈明等管理层也反对上海汽轮机厂强制降价。
根据《时代周报》记者获得的《益达关于“离职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的投诉意见及情况反映》(以下简称《离职审计投诉》)文件,益达机械原管理层称上海汽轮机厂采购部(以下简称上汽采购部)的价格调整为“一言堂”。该文件签名为陈明和益达机械全体管理团队干部,2020年3月22日签署。
根据离职审计申诉,上汽采购部于2018年6月5日召开了“益达产品结算沟通会议”,并作出了价格调整决定。益达机械表示,会议决定不能执行,否则益达机械从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销售的所有阀门将损失。上汽采购部根本没有与益达机械进行谈判和沟通,会议纪要未经益达机械批准就发布了强制执行。
“上汽(上海汽轮机厂)向益达承包任务,益达全力配合完成。但是,价格结算和价格调整也应该公平合理,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否则,如果你想调整价格,你可以调整价格。益达只能承担所有损失吗?”“离职审计上诉”显示。
一位接近上海汽轮机厂管理层的债权人告诉《时代周刊》,据债权人不完全统计,益达机械在2018年和2019年向上海汽轮机厂销售的产品总额约为12亿元。如果按近两年强制降价20%左右的幅度计算,涉嫌间接输送利益2亿元以上。
《离职审计申诉》还指出,原总经理离职审计的“损失”来自上汽(上海汽轮机厂)的生产成本,预计为1.3亿元,但上海汽轮机厂尚未核算结算1.3亿元。此外,自2013年承接上海汽轮机厂阀门总装业务以来,益达机械一年亏损一年,5年内亏损至少2500万-3000万元。益达机械多次向上海汽轮机厂反馈,但尚未解决。
益达机械原管理团队还对上海汽轮机厂转移迟钝产品提出上诉。根据《离职审计申诉》,上海汽轮机厂的迟钝产品约分为三次转移到益达,共计100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已成为益达的迟钝产品。“目前,益达认为库存减值是非常不合理的。”
红钢公司是一家“输血”相关供应商?
上海汽轮机厂要求益达机械降低产品销售价格,同时要求益达机械长期高价采购上海宏钢电站设备铸造锻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钢公司”)的相关公司。宏钢公司是上海汽轮机厂的控股子公司。
上述益达机械内部人士告诉《泰晤士报周刊》,上海汽轮机厂指定益达机械从宏钢公司购买各种产品中的铸锻件。年采购金额占益达机械年销售额的50%-60%,平均每年约2.5亿元。采购价格由上海汽轮机厂指定,比市场供应商高出15%-20%。宏钢公司提供的铸造锻件质量差,一度影响益达机械的加工周期、产品质量和交付时间。
该消息人士透露,益达机械已找到其他供应商购买铸造锻件,同一产品价格低,质量好,预计宏钢公司向上海汽轮机厂投诉,不得停止向其他供应商购买。
一些益达机械债权人质疑益达机械高价采购宏钢铸造锻件,低价销售给上海汽轮机厂,认为这些相关交易不公平,实际上是为了传递利益。
《时代周刊》了解到,许多债权人已经准备好了相关材料,并计划向上海电气纪律检查委员会、上海市公安局经济调查组和管理人员报告。
根据《时代周刊》记者获得的举报材料,2008-2017年,10年来,上海汽轮机厂指定益达机械从宏钢公司采购各类产品中的铸锻件,材料成本约24亿元,采购价格比市场供应商高20~30%,总计约4.8亿元~7.2亿元。
“除了大型铸造锻件外,益达机械还有上海汽轮机厂采购的许多外包件,没有进行相应的价格调整。多年来,累计价格超过1亿元。发现漏洞后,派上汽采购部丁凯等负责人强行与供应商讨论降低成本,试图通过转移成本平衡账户,但发现亏损太大,根本无法平衡。”上述报告信称。
上述接近上海汽轮机厂管理层的债权人告诉《纽约时报周刊》,宏钢公司近年来处于亏损状态,2018年后基本停产。益达机械的铸造锻件大部分从外部供应商购买,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给益达机械,以维持运行。他还透露,上海汽轮机厂早就计划关闭宏钢公司,但由于是国有企业,员工安置问题较多,资金不足以支付相关费用,一直拖延。
债权人从宏钢内部了解到,2020年上半年,益达机械向宏钢支付了约4亿元人民币。拿到钱后,宏钢可以支付关闭公司的费用。宏钢已于2020年11月注销,注销时利润超过1亿元。
债权人表示:“我们的债权人怀疑这4亿多笔交易的真实性,并已向法院和管理人申请转移相关交易的细节。”。
益达机械债权人代表告诉《时代周刊》:“这是大股东人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并试图通过关联方申请益达机械破产,以掩盖利益转移的事实。”。
益达机械破产管理人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表示,管理人接管债务人后,认为债务人的财务状况比较复杂,财务信息比较多。为了有效检查债务人的债权和债务,验证债务人的财产是否违法处置,需要聘请专业审计机构进行审计。目前,上海永华会计师事务所已聘请上海永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债务人的财务资料进行审计,包括对债务人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进行专项审计。
“一般来说,大型集团的爆炸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在发现资本危机后,为了延缓危机的爆发,集团通常会逐层向其子公司施加压力,甚至向供应商施加压力,拖欠供应商债务。上市公司通常更倾向于通过其孙公司寻求利益来填补空白。”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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