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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

抗日战争期间，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地母洞5年8个月(1939年4月8日至1944年12月6日)。

乾隆三十七(1772)年正月，乾隆皇帝命令全国征集书籍，贵州巡抚图思德上演，称“黔省历史悠久，人文卑微”，无书可献。200多年前，由于文化匮乏，贵州对《四库全书》征集的贡献感到无能为力；谁能想到，100多年后，文兰阁《四库全书》西迁至贵阳秘藏6年8个月，以避免抗日战争。

近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日战争经典文献救援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贵州图书馆协会秘书长、贵州图书馆前副馆长钟海珍告诉我们这段尘封的历史。

《四库全书》完成后，抄成7部，分为南三阁(文澜、文汇、文宗)和北四阁(文溯、文津、文源、文渊)。北四阁的《四库全书》是专门为皇家观看而设计的，而南三阁的《四库全书》是江浙两省地方官员根据乾隆皇帝的意愿，选择专人负责书籍，并允许当地士子进入阁内阅读和抄写的。其中，文澜阁位于浙江杭州。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澜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全书》）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做出了大胆果断的决定——悄悄地将《四库全书》运出杭州。

1937年8月1日，浙江图书馆全体图书馆工作人员聚集在孤山分馆，订购书籍并包装至3日深夜。图书馆有140箱《四库全书》和88箱其他古籍，共228箱；8月4日，这228个大盒子离开孤山馆，运往浙江省富阳市。最后，他们在杭州沦陷之前离开了杭州。

从此，文兰阁《四库全书》开始了漫长的流浪岁月，从1937年8月1日开始向西转移，1938年4月30日抵达贵阳，历时9个月，经过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共2000多公里。在战争和交通落后的情况下，除了浙江和江西的短铁路运输外，大部分路程主要依靠船舶、人员和马。

《四库全书》在一个深夜运到贵阳，存放在贵州省图书馆。当时贵州省教育厅出具收据，交浙江省教育厅。据档案记载，这批书包括《文兰阁四库全书》原著、前文兰阁误抄书、文兰阁遗存书、前文兰阁续集书、铜活字本《古今书集成》，共3467部42536册。

当时贵州省图书馆馆舍由旧粮道署修缮改造，条件很差，不仅面积小，而且房屋结构也不适合图书馆。没有人知道《四库全书》要在这里存放多久，就像没有人知道抗日战争要持续多久一样，所以建立一个特殊书库的计划被列入议事日程。1938年5月27日，贵州省图书馆向上级提交了《书库工程预算表》、《设计图》、《建筑规划说明书》，详细说明了书库的结构设计。

然而，在战争期间，由于条件有限，时间紧迫，书库只停留在图纸上，政府最终决定购买现成的房屋来解决存储问题。因此，教育部下令贵州省政府教育厅垫钱购买张家祠堂。张家祠堂位于贵阳市威清门外，有几十栋大大小小的房子。房屋结构和质量基本符合藏书要求，稍加修复即可使用——确实是一种经济可行的替代方案。根据1938年8月16日出具的收据，购买张家祠堂房屋地皮，共花费“法币2400元正”。

1938年9月28日，140箱《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和贵州省图书馆数万册古籍一起装运到张家祠堂。一起进去的是浙江省立图书馆《四库全书》的保管员夏定域的父子——他们住在张家祠堂，开始重新清点。

不幸的是，“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1939年2月4日，日本飞机空袭贵阳。18架飞机的成品形状从城东侵入市区，依次轰炸贵阳最繁华的大型十字商业区及周边地区。张家祠堂与大型十字商业区的直线距离仅约2公里，严重威胁了古籍的安全。

当时，贵州省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建议将《四库全书》转移到贵阳市郊十里外徐官溪镇金鳌山腰的地母洞。地母洞位于北郊，森林茂盛，溶洞坚固，安全可靠。经贵州省教育厅、图书馆工作人员实地考察，1939年4月8日，《四库全书》、《古今图书一体化》迁至地母洞。由于地母洞面积有限，张家祠堂仍存放在贵州省图书馆古籍中。

贵阳多雨，“天无三日晴”，真的不是藏书的好气候。因此，在将《四库全书》搬到地母洞之前，为了防潮，人们在洞内搭建了一个“长约两英尺、宽约三英尺”的木台，离地约两英尺。石头铺成柱脚，石灰放在木板下；在台上靠近洞顶的地方，建造了一个斜瓦棚来覆盖滴水。。。《四库全书》放入地母洞后，为方便看守人员、工作和警卫住宿，在洞口附近建了三间草房。

尽管对地母洞进行了多次改造，但人们仍然担心《四库全书》的潮湿和损坏，并一度讨论将其运往遵义湄潭县的浙江大学进行托管。为此，当时是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吴鼎昌和当时是省教育厅厅长的欧元怀亲访问了地母洞。打开几盒书后，他没有发现潮湿和发霉；我看到太阳可以从洞里照亮所有的书箱；地母洞具有防空优势，在贵州很难找到替代品。因此，浙江省图书馆《四库全书》保管员毛春翔详细介绍了该书的收藏情况。请准确“原藏洞既不潮湿，也不迁移，但应每隔一、二月派人抽查一次，夏季应特别注意，以免损坏”。

就这样，《四库全书》在地母洞里安然无恙地保存了五年八个月。

当然，这种“安然无恙”的背后是人们对古籍的多方关怀。比如为了有效除潮，当时专门制定了《四库全书》干燥的具体操作流程，第一次干燥时顺便做了《四库全书》的清点工作。由于第一次干燥的除潮效果显著，《四库全书》每年秋季干燥除潮成为一个例子；1942年以后，春天又增加了一次干燥，一年两次。

然而，《四库全书》不得不离开地母洞。1944年11月，日军进入黔南独山县，贵阳震动，开始组织疏散。教育部决定将四库全书转移到重庆。

1944年12月，教育部委托国家中央图书馆派车到贵阳接《四库全书》。12月6日，毛春翔和贵州省图书馆组织人力将书从地母洞搬到张家祠堂；8日，《四库全书》装箱起运；12月23日，安抵重庆青木关，存放在教育部官邸旁边的建筑物内。此后，陈训慈等人成立了常务委员会“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负责保护工作。

胜利的日子终于到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7日，6辆车载的《四库全书》离开青木关近两个月，7月5日抵达杭州。自1937年离开以来，9年后，《四库全书》终于回到了它来的地方。

文兰阁《四库全书》西迁至贵阳后，除在贵州省图书馆存放5个月，在张家祠堂存放7个月外，还在地母洞度过了5年8个月。只是旧迹难找，贵州省图书馆馆舍和张家祠堂早已拆除，只有地母洞还藏在森林里。但当时地母洞存放《四库全书》的大事，属于国家机密，知道的人很少。直到200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一名记者联系贵州省图书馆拍摄故事片，几经周折才找到地母洞。

今日贵州省图书馆档案柜，静静地存放着273页的《代管文澜阁阁》<四库全书> 》档案。它真实地保存和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四库全书》在贵阳的许多相关文件、电文、信件、资金支出表和各种凭证。

2018年，钟海珍等人到地母洞调查时，遇到了地母洞藏书的见证人、专程从重庆到地母洞的姜相荣老人。老人还是个八九岁的孩子，住在地母洞所在的金鳌山脚下，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老人回忆说，他和爷爷和父亲去地母洞搬书晒书。当老人拿出1942年“文兰阁《四库全书》贵阳地母洞藏库”的照片复印件，请老人识别照片中的人时，可惜老人眼底有黄斑，看不清楚。

钟海珍说，现在，地母洞旁边的“战时浴火文澜图书馆展厅”正在建设中。在不久的将来，抗日战争期间各界人士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珍贵经典的壮举，将通过收集实物、历史资料和现代多媒体技术，全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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