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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结束后，上海资本家走出了一条繁荣的现代道路

凡是不以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都不能持久，只能成为过眼烟云。

中日甲午战争后，面对战败后的民族危机，清政府意识到必须振兴国力，开始改变封建时期“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鼓励资本主义发展。因此，上海资本家在甲午战争后迅速成长，并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为一支独立而重要的阶级力量。此后，中华民国的成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提供的发展机遇，使上海私人资本主义进入了“黄金时代”。

在上海资本家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出现了三种现象。

一是私人工厂热潮和绅商现象。

1895年以后，上海出现了私人工厂热潮。甲午战争后，建立工业已成为一种拯救国家、爱国主义的时尚。一群资深商人、买家和官僚改变了坚持商品流通领域的做法，并逐渐将投资重点转向现代工业、航运、金融等行业，这也改变了上海资本家以商业资本家为主的阶级组成。

朱宝三，上海五金商业行业领袖，到20世纪初，除五金行业外，还涉足银行、保险、航运、丝织、公用事业等企业。

1898-1913年，经营进口煤铁五金致富的朱大春先后在上海、苏州、无锡、扬州等地开设了大量现代工厂，涉及碾米、面粉、擀丝、造纸、包装、电灯、棉纺等工业部门，总投资近200万2元。

上海商业资本家的转型不仅符合自身利益，而且促进了上海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过来又扩大了资本家队伍。

在私人投资和工厂建设的热点中，出现了一群官僚绅士。领先的氛围是上海附近的两位状元：张健和陆润乡。状元的生意反映了士兵们除了科举事业之外的另一条道路，这是历史趋势的一个缩影。

在绅士向商人转变的同时，商人也通过捐赠获得了名声，渗透到绅士阶层。例如，上海巨商严信厚地捐赠了候补道和知府头衔，并由李鸿章委员会担任长芦盐务监督员和天津盐务局的帮助。绅士和商人的合流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绅士和商人阶层。他们不仅从事工商业活动，而且具有传统的声誉和头衔。

绅士和商人的现象也表明了上海资本家实力的增长。他们“通过官方和商业邮件”，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发展经济，在清末民初长期占据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

二是企业家资本家队伍的出现。

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上海资本家进一步投资建厂。上海开始出现以经营企业为己任的纯工业资本家，改变了辛亥革命前上海新工业投资多为官方监管或商业投资的现象。

在投资行业的热潮中，一些来自寒冷地区的中小企业投资者也依靠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灵活的经营手段和价廉物美的产品，在当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使企业走上了成功发展的道路。这些中小资本家在上海资本家队伍中占有重要地位。如陈万运、沈九成、沈启涌等。，经营三友实业社。

除工业部门外，新一代企业家资本家也出现在商业和金融行业。

上海港口的开放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带来了城市商业的繁荣。1930年，大关超过300万。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成为一排排的商店、嘈杂的城市和丰富多彩的商业大都市。

民国初年，由于华侨资本的注入，上海商业领域出现了大型百货公司。华侨资本家将上海的商业规模和管理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新一代的商业资本家。在上海，大型百货商店的兴起引起了强烈的冲击，这对上海原有商店的经营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一些中小企业资本家开始改变销售策略。由于大型商业企业主要经营洋货和高端商品，中小资本家放弃这类商品，扩大中低端商品的经营，专注于购买力低的普通市民；或专注于一些专业商品和特色商品；或者利用大型百货公司固定的营业时间，中小型商店争取营业额，如早开门、晚关门、周日不休息等。通过这些措施，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大型百货公司也注重采用现代管理模式，提高竞争力，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也标志着上海商业的进一步现代化。

在金融领域，由于上海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上海银行业的发展，因为只有新银行而不是旧银行才能提供低利贷，在现代金融中发挥作用。

以陈光福为代表的新一代银行资本家介绍和传播银行业务知识，调查工商企业和国内外商业情况，不仅使中国银行业迅速进入现代资本主义标准化管理的轨道，而且推动了上海银行业的改革。

1919年上海各行业企业分布情况

这些企业家资本家与外国资本主义接触频繁，不仅是重要的国际商业人才，也是当时上海资本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些企业家资本家团队的出现改变了商业资本家在甲午战争前的主导地位，并在上海资本家阶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是组织商会等现代工商团体。

商人组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组织形式要么是以同乡联合设立会馆，要么是以同业联合设立公所。会议的特点是以同乡或同行业狭隘利益划分领域，各有门户，各有势力范围，边界明确，壁垒森严。每个会馆和公共机构都有严格的规定，垄断市场，约束会员，不允许自由竞争。

在上海港口开放前约200年的漫长时期内，上海建立了12个村民团体和18个银行间团体。这些封建社会原有的公共住宅和公共住宅逐渐转变为现代。由于上海的风气，随着上海资本家实力的增长，他们率先突破了行会的束缚，模仿了外国的例子，组织了商会、银行间协会、专业协会等现代工商团体。

同乡、同业团体(1644-1842年)已在上海开埠前建立。

虽然以传统会馆、公所命名的同乡、同业团体在上海开埠后继续存在，但很多都是与进出口相关的新型商业产业。如洋布业、洋杂货业、五金煤铁业、丝绸业、茶业、皮货业、油麻业、蛋业等。，主要从事进口商品的业务。由于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联系，它们在流通环节划分了资本剥削的剩余价值，从而发展迅速，成为资本主义性质较大的商业产业。在上海开埠之后，这些行业的资本家相继成立了相应的同业团体。例如，1858年，由洋布商人组建的振华堂洋布公所，1860年，江浙丝栈主组建的丝业会馆等。

商会的建立是上海资本家阶级发展壮大、社会活动舞台上整体阶级形象的重要标志。虽然上海商务会议公司奉命筹备，总理、协议理由清政府任命，名称也有“公共”字样，组织制度不完善，但商务会议公司会员主体来自行会，这些行会大多是上海新兴商业行会和资本主义行业，不同于旧行会的新面貌，是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社区，反映了新兴资本家的意志。

民国成立后，上海商务总会改组为上海总商会。经过几次改组，上海商会更名，现代商人自治制度日益完整成熟。1920年，上海总商会设有财政、展览所、图书馆、出版部、交流、公证、调查、华商道契八个常设委员会，商人武装力量——商团。上海总商会在政治和社会环境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就，积极为上海资本家服务。如消除官商隔阂，沟通官商联系；重点推广商学，创办《上海总商会月报》，举办商品展览所和商品展览，促进国内商品改良，抵制美国商品和日本商品；要求关税独立、废除监督裁员、恢复地方自治等。上海商会和上海资本家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三运动中都发挥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建立政权后，国民党开始干预商会组织，1929年，上海总商会停止工作。

上海资本家除了工商合一的综合性商会组织外，还组织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现代工商同业公会。

清末有洋货商业公会、豆米同业公会、棉业公会、书业公会、木器商会。民国成立至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工商同业公会法》之前，上海先后出现了出口公会、银楼新同行公会、茶商公会、铜锡业公会、钱业公会、银行业公会、运输业公会、金业公会、纸业公会、丝绸染色业公会、五金公会、华商杂粮油豆饼公会、华商织袜业公会、毛绒公会、中国蛋厂公会、糖业公会、铁业公会、华商保险公会、油厂公会、卷烟业公会、丝绸厂协会、茧业协会、米业商会、烟业商会等。还有华商纱厂联合会、中国电工联合会、中国棉工联合会、潮州糖杂货联合会、粤侨商业联合会等。另外，还有一些国货集团呼吁救亡图存相。

这些新的银行间协会不自满，积极开展商业调查研究；协调生产销售关系，制定行业产品统一规范标准，核实产品价格；监督商品质量，倡导职业道德，在调整原材料供应、调解行业纠纷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甲午战争后30多年，上海资本家发展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重要力量。在内忧外患极其不利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利用上海特殊环境中产生的各种可能条件，以发展自身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愿望，终于走出了一条特殊的成长道路。然而，1927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剧变，这条路开始坎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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