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扶贫移民官网查询-进城还是留乡，扶贫移民该在何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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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移民应该在哪里安置进城还是留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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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扶贫”是中国的重大战略之一。截至2018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比去年年底减少1386万。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通过搬迁移民摆脱了贫困。

扶贫移民是一定制度安排和政策实践的产物，我国扶贫移民伴随着扶贫搬迁政策。早在1983年，中国政府就开始实施“三西”移民计划，可谓是扶贫移民的先例(白南生、卢迈、2000)。随后发布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中国农村扶贫发展纲要(2001-2010)》、《中国农村扶贫发展纲要(2011-2020)》等重要文件对扶贫移民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2016年9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全国“十三五”扶贫搬迁计划》，全面部署了“十三五”期间的扶贫移民工作。根据规划要求，到2020年，全国将有1000万贫困人口通过搬迁移民摆脱贫困。

扶贫移民是一个复杂的人口、资源、社会、经济、环境体系调整和完善的体系项目，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实际操作困难（施国庆、郑瑞强、2010），安置地的选择尤为重要，将影响移民的后续发展，甚至整个贫困治理的绩效。

扶贫移民应该进城还是留在家乡？扶贫移民的安置只能从“进城”和“留乡”中选择吗？本文将结合扶贫移民相关理论和中国实践，回答上述问题。

作文|马流辉

主编|黄玉琴

为什么要迁移？反贫困理论的空间转向

要回答扶贫移民的安置问题，首先要明确为什么要通过“迁移”来摆脱贫困。这与反贫困理论的发展有关。

一般认为，反贫困理论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从传统收入贫困到综合贫困再到空间贫困的过程。研究人员将贫困因素从单维扩展到多维，并将空间概念纳入其中，最终形成“空间贫困”（spatialpoverty）理论。20世纪50年代的空间经济学理论（SpatialEconomics）以及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中初见端倪，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发展研究日益成熟。(刘小鹏等，2014)

在中国的反贫困话语中，被定义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区往往是地理资本稀缺或不足的地区。对于生活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当地扶贫困难、成本高，必须通过搬迁扶贫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因此，扶贫移民成为这些地区应对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可以看出，反贫困理论的空间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反贫困政策的实践，使扶贫移民成为政府治理贫困的重要政策工具。

30多年的实践证明，扶贫移民是中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政策选择，显著有利于贫困。但由于扶贫移民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政策性强，在“迁移”后的生计重建、社会融合、后续发展等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迁移”目的地的选择成为解决这些问题和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扶贫移民项目的效果。

移民安置的城市偏好及其局限性

在扶贫移民选择的讨论中，主要表现为“城市中心主义”和“农村浪漫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前者强调城市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后者突出了农村在缓解贫困风险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近年来，扶贫移民安置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安置地选择的城市偏好。原因是政策设计师强调将移民搬迁与促进当地城市化发展相结合，希望利用城市化的东风，实现贫困人口的减贫和发展。在这一政策理念中，城市构建了减贫的理想空间，不仅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还有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的聚集，为扶贫移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

然而，搬迁毕竟只是一种手段，脱贫是目的。实际上，搬迁与发展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而城市化的搬迁安置更有条件。例如，在《国家“十三五”扶贫搬迁规划》中有相关规定，具有工商能力的贫困人口可以选择在城市安置（国家发改委，2016）。基层政府热衷于城市化安置扶贫移民，必须有自己的考虑，如提高城市化率，更好地完成扶贫考核任务，但如果不考虑贫困人口的异质性和城市辐射驱动能力，严格推进单一安置模式必然会产生各种问题。

顾名思义，扶贫移民的主体是贫困人口，其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都具有固有的脆弱性。据统计，2014年登记为贫困人口的60岁以上老年人占20%，丧失和无劳动能力占40%；因病致贫的占

8.5%，其中严重疾病占8.5%，

7.7%；小学文化程度低于54.7%，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占14.8%；另外34.8%的贫困原因是缺乏资金，21.3%的贫困原因是缺乏技术(邹英、向德平、2017)。

受结构条件的限制，扶贫移民在城市安置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找到稳定的生活来源来支持整个家庭在城市生活中的所有费用。因为，城市化意味着家庭生活的完全商业化，从那时起，家庭的各种需求都需要在货币媒介的帮助下向市场购买。但对于大多数贫困人口来说，个人资源禀赋难以适应城市就业需求，而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相对于扶贫移民的需求是杯水车薪。在收入不足的情况下，这种城市化生活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根植于当地的移民新村及其贫困的安置

扶贫移民的“农村浪漫主义”立场坚持农村在缓解贫困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95%的贫困人口集中在中国和世界的农村地区，因此农村已经成为扶贫的主要战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是贫困的主要原因。有人认为，农村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安排不合理、人口过度集中超过当地资源承载限度（徐旭初、吴斌、2016）造成的。假如这种说法成立了，那么农村就不应该是贫困的代名词，更不应该成为一个没有希望的空间。

其次，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农村地区确实存在频繁的地质灾害和恶劣的生态环境，但大多数农村地区仍然可以为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生存资源和发展空间。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新的移民村安置模式出现在扶贫搬迁中。与城市化安置相比，该模式是在村（行政村）范围内建立新的移民村，实现搬迁安置。综上所述，这种安置方式有三个优点:

一是实现适度集中的生活，有利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在贫困山区，由于地形和地貌的影响，一些村庄的生活非常分散。从山的底部看，基本上是一个家庭占据了一座山，有时一个村民小组的腹地辐射了几公里。在这种生活模式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成本非常高。通过在村内建立新的移民村，实现适度的人口集中，为公共服务的有效供应奠定了基础。

二是搬迁不离乡，避免了安置造成的风险。重新安置土地是中国农民的重要传统。根植于当地的新村安置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搬迁造成的土地损失、失业、社会关系破裂等各种风险。对于扶贫移民来说，“乡村”是他们的情感，农村有他们熟悉的社会关系和可调用的社会资本；“土地”是他们的生计，土地是他们的重要生存资源，结合他们的劳动和土地，整个家庭的基本生活。同时，由于安置没有跨越行政村的边界，不涉及土地调整和户籍变更，操作难度较低。

三是立足区域资源特点，为后续发展提供动力。扶贫移民的核心是安置地要有相应的产业支持，才能形成长效的扶贫机制。但产业的选择和形成并非突然，“无中生有”的产业发展几乎没有成功。就近搬迁安置可以有效地将扶贫产业与扶贫移民的生计传统、技能水平和劳动习惯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引导他们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种养产业，逐步实现组织化、规模化、专业化，为整个移民新村的后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虽然根植于当地的新村安置模式并不是最有效的减贫方式，但它最大限度地考虑了扶贫移民的实际情况，并充分探索了该地区的资源优势。这是一种更符合扶贫移民特点的安置模式。

城乡联动扶贫移民发展路径

以上分析旨在表明，城乡扶贫移民的安置地有各自的优缺点，进城或留乡只代表两种极端的安置选择。从县级扶贫移民实践来看，扶贫移民的安置地一般是城乡的混合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说，扶贫移民安置地的选择越来越多样化。

然而，这一声明仍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框架下讨论的问题。今天，城乡一体化发展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我们需要超越城乡（王春光，2016），从城乡联动的角度关注扶贫移民的安置和发展。

城乡联动意味着扶贫移民的安置和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城乡资源和空间，通过城乡良性互动和城乡“两端”努力实现扶贫移民的可持续扶贫。

具体来说，城乡作为两个平等的主体，在减贫过程中有自己的分工。农村是“大后方”，依靠土地为扶贫移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城市是“前沿地位”。在扶贫移民家庭中，其家庭成员通过代际分工实现了城乡联动和农业和非农业产业的互补收入。

对于扶贫移民来说，城乡资源的利用和两个空间的建设对于农村和城市的安置都非常重要。城市化安置需要振兴农村土地资源，增加扶贫移民的保障收入；中央村安置仍需要城市承担劳动力转移就业，拓宽扶贫移民增收渠道。在实践中，扶贫移民通过在“城乡连续体”中徘徊，实现了家庭收入的最大化。

到2020年，中国将有1000万贫困人口通过搬迁移民摆脱贫困。该群体的安置和后续发展是决定“扶贫”战略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如今，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城乡边界日益模糊，城乡要素对流日益普遍。在这个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单一的“城市中心主义”或“农村浪漫主义”立场都有其局限性。我们需要超越城乡，从城乡联动的角度探讨扶贫移民的安置和发展。城乡联动与配合，为扶贫移民提供多元化的生存资源和多维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白南生，卢迈，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移民:方法和经验。管理世界，2000(03)：161-169.

施国庆，郑瑞强。扶贫移民:扶贫新思路。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04)：68-75.

刘小鹏等。空间贫困研究及其对我国贫困地理研究的启示。2014年(01)干旱区地理：144-152.

2016年，国家发改委。全国“十三五”扶贫搬迁规划，http://www.ndrc.gov.cn/fzgggz/fzgh/ghwb/gjjgh/201705/t20170516_847590.html

邹英、向德平、扶贫搬迁贫困户市民化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02)：75-80.

王春光。超越城乡:资源与机会一体化配置。北京:201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徐旭初，吴斌。贫困合作-贫困地区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研究。杭州:2016年浙江大学出版社.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马流辉致力于农村发展、城乡关系和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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