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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代孕市场调查③|如何补充立法“规章不允许，法律不禁止”
本报记者秦山实习生张轶帆·卢妍·范安静
尽管不允许，但国内地下商业代孕市场仍在暗流涌动。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最近采访了几家地下代孕中介机构，发现在大量需求下，有机构声称去年营业额超过1亿元，有机构被调查后，换个地方重新开始旧业务；疫情发生后，转向国内地下市场的订单明显增加，因为出国寻求代孕受阻。
国际上，商业代孕有三种态度：禁止、合法和只允许志愿者代孕。目前，中国完全禁止代孕。然而，专家分析指出，国内代孕监管的方式仍停留在部门规章制度层面，立法尚不明确。代孕产业在“政府不允许，法律不禁”的现状下诞生，传统的生育秩序和伦理道德不断受到冲击。
许多专家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中表示，面对国内热门的地下代孕市场，要“疏堵结合”。在禁止商业代孕的同时，监管机构和立法机构可以讨论是否允许志愿者代孕。
辅助生殖市场供需失衡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2019年12月发布的《精子发育过程中蛋白质翻译激活的重要机制发现》显示，近20年来，中国不孕率从6.9%上升到17.1%，其中近50%是由男性因素引起的。
受环境污染、生育年龄延迟、生活压力增加等因素影响，该数据将继续改善。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预计，到2023年，中国的不孕率可能会上升到18.2%。
此外，自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后、80后加入了再生行列，老年孕妇因年龄等因素自然难以受孕。和他们一样，许多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也渴望有孩子。”LGBT(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群体。
许多人希望寄托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上（ART），该技术主要包括人工授精（AI）体外授精-胚胎移植（IVF-ET）两大类。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设定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应有的数量，通过常住人口和人口服务量的比例来计算和批准。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有498家医疗机构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共有90多家，其中498家是公立医院。
但与2016年底相比，经批准的451家医疗机构在两年内增加了47家。
华金证券分析师周新明分析：“辅助生殖行业准入许可证的审批标准和审批周期显著提高，行业后进入者的发展有限。辅助生殖行业许可证相对稀缺，顶级公立医院供应短缺，等待时间长。”。
国内经批准的辅助生殖机构相对于5000万左右的不孕症患者，供应严重短缺。
在2016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时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马晓伟还提到，国内批准的辅助生殖机构每年完成70万次辅助生殖手术。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收入的增加提高了辅助生殖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辅助生殖医疗机构具有明显的头部效应，患者对成功率的要求高于服务质量的要求。结合辅助生殖治疗周期长，综合因素加剧了人口密集地区辅助生殖机构的普及。
“助孕”广告出现在微博上
据媒体报道，一些一线城市的试管婴儿手术平均需要排队半年甚至更长时间。
近年来，尽管资本也嗅到了辅助生殖市场的“蓝海”，但一些专家预测，短期内辅助生殖市场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仍难以调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在这种背景下，代孕公司承诺的“包成功，包性别”的诱惑让这个“地下产业”暗中运作。
微博上出现的“助孕”广告
“政府不允许，法律不禁止”，需要加强监管
记者查询了一些参考文献和公开报告，发现禁止代孕，只允许志愿代孕（也称为“利他代孕”）、允许自愿代孕和商业代孕是世界上三种官方态度。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体外受精的诞生地，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代孕立法大致经历了全面禁止、自愿代孕和报酬支付的合法化阶段。在英国颁布的《人工授精胚胎法》中，代孕已成为治疗不孕症的法律手段，以确保不孕症患者获得治疗并有权依法生育。
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独立的法律体系，对代孕合法化有不同的规定。以加州为代表的26个州允许任何形式的代孕，甚至在加州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其他人，如新泽西州和华盛顿州，对代孕行为的态度有限，承认代孕协议的有效性，并支持免费代孕。与新泽西州不同，华盛顿州不承认代孕协议的有效性。
在东南亚，由于地理位置的临近，许多国内代孕公司或个人几年前来到这里实施代孕。随着代孕丑闻的集中曝光，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家开始监督商业代孕。
法律完全禁止商业代孕，规定任何支付或基于报酬代孕的人都是违法的。正式生效后，标志着泰国开始依法进入代孕期。
乌克兰是一个允许“商业代孕”的国家，“代孕之都”是众所周知的。
在乌克兰，商业代孕是一项合法的业务。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外国夫妇来到乌克兰寻找代孕母亲。数据显示，从2016年到2017年，乌克兰对代孕市场的需求激增了10倍。
因此，今年5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被外国媒体引用。100名代孕母亲生下的婴儿留在乌克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边境关闭，他们的外国父母无法来接他们。
中国一直禁止代孕。
目前有效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立法主要是2001年卫生部颁布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禁止以任何形式销售精子、卵子和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婴儿出生在“精因宝宝”。
记者发现，许多学者认为代孕的法律法规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规定文件的等级只停留在规章上，内容也只是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限制，只是简单地涉及禁止代孕。
二是行政处罚薄弱。根据2001年“两项措施”，医疗机构处罚上限分别为“3万”和“1万”，非医疗机构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处罚，处罚上限仅为“1万”。
一些执法人员在公开报告中表示，非法成本过低是代孕黑市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记者还发现，许多代孕公司的负责人直接表示，他们负担得起行政罚款，因为他们害怕“扔”，最担心“实验室”被扣押。专门为同性群体提供代孕服务的“彩虹婴儿”工作人员透露，在4月份被罚款30万元后，他们又找到了一个“开放”的地方。
代孕公司“优孕行”的“实验室”。胚胎将在这里取卵、合成和移植。
立法并非没有任何趋势。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第三十五条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代孕”。这被认为是全面管理代孕的国家层面。
据公开报道，草案第三十五条在草案分组审议中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激烈辩论。
支持者表示，委托方和代孕方都处于高风险、无担保的环境中，禁止代孕以防止潜在纠纷；反对者认为，不孕夫妇不应剥夺通过代孕技术获得子女的权利，禁止代孕也会再次打击“独立”。最后，《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删除了“禁止代孕”的相关规定。
在这方面，法律出版社编辑张慧敏在澎湃新闻中指出，目前只采用部门规章制度，法律效力较低；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不足；现行刑法难以适用，形成灰色地带，造成处罚漏洞。
根据暗访代孕市场的情况，澎湃新闻绘制了代孕流程简图。
代孕话题争议已久
2017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报道称，“生不出二孩真麻烦”，就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老年妇女难以生育的情况抛出了问题，引发了对代孕能否放开的讨论。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教授王一方表示，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该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当精子和卵子仍然可用时，这对夫妇就没有生殖能力了。代孕可以解决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问题。
“代孕应该有‘刹车’，不能随意驾驶。我们应该把代孕技术关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但笼子不能太松。‘牛栏关猫’不好。”他补充道。
不久，时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言人、宣传部主任毛群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一些国际情况，代孕是一个涉及法律、伦理和社会的复杂问题。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将继续严厉打击代孕的违法行为，确保人们获得安全、标准化、有效的辅助生殖技术。
这被认为是监管机构在“代孕能否合法化”话题升温后向外传递的明确信号。
记者梳理发现，在如何看待国内代孕的观点对抗中，很多专家都持“疏堵结合”的态度。
张克博士，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学研究部讲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代孕应该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加强执法，在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与公安、市场监督、网络信息安全等相关部门合作，纠正代孕市场的混乱。
但另一方面，完善法律法规，适度放开代孕。“考虑修改法律法规，对于缺乏生育能力的特定群体，合格的机构应提供代孕服务，而不是所有机构。”
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廖建勋告诉澎湃新闻，代孕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代孕合同可能导致的欺诈、监护权纠纷、继承权纠纷和监护权纠纷。“有些代孕妈妈生完孩子后，出于对孩子情感的依赖，不愿意把孩子交给客户。”
他认为，私下寻找代孕的需求是强烈的。从这一现象来看，有必要对代孕进行法律规定。另一方面，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代孕的话题，看看它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在法律规则范围内自由化。
国家卫生委员会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范民生在接受《涌动新闻》采访时表示，商业代孕将人们的生育能力降低为工具性需求，这本身就意味着对生活的不尊重。此外，商业代孕还带来了近年来监护权竞争等一系列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
范民生认为，在中国当前的代孕市场和国外对代孕的态度下，国内代孕不能“一刀切”，但也应该反对商业代孕。目前，中国有大量的不孕症患者和失去独立性的群体。一方面，更理想的是，生过孩子的人自愿代孕这部分人，并给予与商业代孕区分的补偿。
编辑：徐笛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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