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笔记 |贵州历史上最大的农民战争“咸同风暴”

凌警安先生是贵阳历史文化名人中很少提到的一位。出生于1890年，卒于1950年的老贵阳人，很少出现在相关历史的描述中。人们一般只知道他的名钟枢，字警惕安，号荀香室主，因为字行，大部分场合都叫凌警安，是藏书家。但除了藏书，他也有自己的作品。《柴翁书画集锦》、《清代贵州名人像传》、《咸同贵州军事史》等都是其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其中，《咸同贵州军事史》是研究咸丰、同治时期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最系统、最罕见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清末贵州史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在咸丰和同治时期爆发。由于其巨大的势头、众多的起义团队和10多年的坚持，它习惯于将其描述为历史上的“咸风暴”。如果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不难发现席卷贵州高原的民族起义，虽然没有摆脱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命运”，最终在清政府和各种力量的镇压下失败，但其失败的原因明显不同于明末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

过去，关于咸同贵州各族起义的研究往往被列为响应太平天国运动的农民起义之一。就当时全国的情况来看，这种分类似乎没有错。但是，如果深入贵州咸同各族起义的具体现实，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重新思考。一是贵州各族起义爆发的原因；二是省内各起义军的斗争目标和战略战术；18年来，虽然一些起义团队与太平军余部联合作战，但没有一支起义军相信“崇拜上帝”，自称是太平军之一。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调查，不难发现贵州咸同起义的独特性及其对晚清贵州社会的不同寻常影响。

鸦片战争之前，清代贵州社会矛盾的激化。在《咸通贵州军事史·总论》的言论中，凌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者为了享受自己的姓氏，以天下自养，以国家为私产，对人民剥削的压迫是苛刻而悲惨的。人们感受到生活的不安和不能，(遂)抱怨。他在第二章中指出：“乾隆六次南游，席费不可纪级，无非是出于苛捐厚敛。当时物力还是足够支持的，嘉(庆)道(光)平庸，因为还没有改变，燎原之势已成。这句话说明了清朝中期后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这些矛盾的激化直接导致了贵州乾隆、嘉庆12年的苗族、布依族起义。

鸦片战争后，远离沿海地区的贵州仍深受战争的影响。清政府向人民转移了大量的战争赔偿。贵州已经依靠“工资”养活驻军，不仅“工资”被切断，而且每年分摊20万两白银赔款。所有这些负担都落在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穷人身上，就像雪上加霜一样。随着洋纱、洋布、洋货的大量输入，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瓦解，极度贫困的贵州农民往往流离失所，生活陷入绝境。更严重的是，随着鸦片的吸食和种植逐渐流毒全省，成为全省的社会公害，外国侵略者在贵州掠夺原材料和土特产，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痛苦。许多村镇群众“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得一粟入口”。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和激化，必然会点燃乾嘉未来尚未完全熄灭的斗争余烬，引发前所未有的起义风暴。

清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杨元保在独山率众起义，义军一度发展到数千人，曾聚众攻打独山县。虽然这场起义在清军镇压下失败，杨元宝也英勇牺牲，但它揭开了贵州各族农民同年大起义的序幕。同年8月，由舒裁缝、杨龙喜领导的黔北农民起义爆发。义军不仅占领了九坝、桐梓、仁怀等地，还建立了“江汉政权”。经过8个月的坚持斗争，这支义军被黔、川清军联合镇压。

以汉族为主体的号军，又称教军，是白莲教支派灯花教传入贵州后组织的一支队伍，因其成员以头巾为号，故称号军。号军是咸同贵州各族农民起义中最大的一支。根据头巾的不同颜色，有红、白、黄、青等号军。1855年3月，红军首领徐廷杰和梅继鼎率领公众起义。活动区主要在黔东北地区。他们曾占领铜仁等多个县，一度攻入湘西，与苗族起义军共同作战。队伍几起几伏，一直坚持斗争到1864年。

何冠一领导的白号军于1857年举行，长期转战黔东、黔东南。这支队伍以灯花教主刘义顺为首领，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以朱明月为秦王，下设王、公、侯、乡正、元帅、将军等职官，刻印铸钱。白号军曾占领多个政府、县，曾与红、黄号军联合作战。在最大的势头下，队伍发展到几十万，直到1868年才失败。

黄号军也以刘义顺为主，1858年在思南、黄平举事，主要转战瓮安、黄平、施秉、余庆一线。占领思南县乌江东岸荆竹园后，这支队伍将这个地方作为起义根据地。荆竹园根据地驻有1万多名义军，营房2000多间，堡垒20多座。清军多次攻击荆竹园，都失戟而返。1868年，清军在席宝田的带领下，以洋枪洋炮开路，对荆竹园大举进攻。义军英勇抵抗，大部分英勇牺牲，起义失败。由何得胜领导的另一支黄号军，曾与太平军曾广依部、潘明杰领导的苗族起义军联战，多次围攻省会贵阳。

青号军原活动于四川。1858年，他进入贵州习水桑树，然后两次攻打仁怀县，杀死仁怀知县马军。后来，他在清军的分化瓦解下失败了。

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军是咸同贵州各族农民起义中最重要的一支队伍。1855年4月，张秀眉在台拱厅掌梅里率领苗族劳苦大众起义，“千里苗疆”。不要回应”，一举占领台拱厅城。短短一年多时间，它横跨七八百里，先后占领丹江、凯里、施秉、清江、台拱、黄平、清平、镇远县。起义军不但建立了农民政权，以张秀眉为大元帅，还发了一封信，任命了官员。在起义军控制的地区，各族人民安居乐业，过着无压迫剥削、无苛捐杂税的平静生活。一八六四年后，清政府动员湘、滇、桂、黔四省军队围攻起义军。尽管义军英勇作战，曾取得过黄飘大捷等辉煌胜利，但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失败了。被俘后，张秀眉、杨大六等起义将领惨遭敌人杀害。其他苗族起义军分别是活跃在黔西北陶新春领导的苗族起义军；在黔西、黔西南地区由岩大五领导的义军；潘明杰领导的起义军以贵定、贵阳一线为主要活动区。这些苗族起义军已经战斗了很长时间，对前来镇压的清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在张凌翔和马河图的带领下，回族起义军于1858年11月在盘县成立。除了回族，还有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和其他民族。起义团队与太平军和云南回族起义军合作。在三年的战斗中，他们征服了兴义、册亨、贞丰、安南、普安、盘县等10多个县。与此同时，他们建立了革命基地，建立了革命政权。

侗族起义军领袖姜英芳来自天柱县。1855年5月，他带领侗族人民在天柱执行起义。他以“大家庭欠我钱，中家庭你莫言，小家庭跟我走，打倒大家庭分田”为口号，深受贫困人口的支持。起义军建立了九龙山根据地，将姜映芳推为“定平王”。经过几年的奋战，先后占领了天柱、锦屏、青溪、琼水等广大地区，声势蔓延到湖南侗族地区。起义军在1868年战斗失败，姜映芳不幸被俘，起义失败。

布依族和水族起义军在咸同贵州各族起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布依族起义初期，以镇宁扁担山为主要活动区，逐步扩大到安顺、永宁等地。镇宁曾三波、廖天源、叶桂林、吴白莲、伍里发、卢阿代、金银等领导的多支起义队伍。虽然各支布依族起义军规模不大，但坚持斗争到同治11年(1872年)。潘新简、吴邦吉是水族起义军的领袖，两人都是荔波九阡人。起义爆发后，当地汉族和布依族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军曾四次攻打荔波县，并与太平军余部联合作战，建立起义根据地，建立政权，1869年在清军镇压下失败。

咸和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就像一场动摇的农民革命风暴。这场风暴持续了18年，风暴遍布全省，起义队伍30多支，是贵州近代史上不可避免、不可避免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我们需要对农民起义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咸同风暴”都是贵州历史上最大的农民战争，也是对贵州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的伟大农民革命。由于这一起义是国内各民族参与的反清起义，当清政府处理太平天国运动时，爆发的时间是巨大的势头席卷了全省，因此产生了不同于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社会效应。

咸通贵州各族农民革命风暴，不仅促进了贵州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分化，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朝在贵州的统治地位，也导致了一群镇压起义的新官员，不同于传统官僚，促进了大量城乡工人的分化，为贵州现代工厂工业和工业企业提供了人力资源，为现代创新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贵州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创造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咸同贵州各族起义为随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当然，就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贵州咸同起义最终也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然而，当我们从新的角度讨论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时，我们不能偏离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的最终结果。

(写作:范同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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