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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美国留学的中介费
二、大学教授46岁辞职改当农场主
我叫姜铭涛，59岁，现居美国威斯康星州马拉松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山东农村走出国门，到加拿大读医学博士。九十年代，我又到美国读了博士后，并被一所大学聘为助理教授，过上了儿女双全、有房有车的体面中产生活。但实验室长年枯燥的科研工作，越来越让我身心疲惫，甚至出现了季节性抑郁。2009年，46岁的我选择结束科研工作，让下半生换一种活法。我办过球迷俱乐部，做过报社主编，还当过保险销售员，机缘巧合之下，我在美国买了片土地，最终成为一名农场主。我祖籍山东，1963年在威海乳山银滩乡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出生。
大学教授46岁辞职改当农场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我一起看看吧。
这是《自拍》第345个真实故事
如果你有故事，请私信我
姜铭涛/口述
墩墩/撰文
祖一飞/编辑
我叫姜铭涛（@美国花旗参农场主姜博），59岁，现居美国威斯康星州马拉松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山东农村走出国门，到加拿大读医学博士。九十年代，我又到美国读了博士后，并被一所大学聘为助理教授，过上了儿女双全、有房有车的体面中产生活。
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来说，我好像是成功了，在象牙塔里爬了二十多年，终于变成家乡父老口中那个争气的孩子。但实验室长年枯燥的科研工作，越来越让我身心疲惫，甚至出现了季节性抑郁。
2009年，46岁的我选择结束科研工作，让下半生换一种活法。我办过球迷俱乐部，做过报社主编，还当过保险销售员，机缘巧合之下，我在美国买了片土地，最终成为一名农场主。
这些年经常有人问我同一个问题：你一个学了20多年医的博士，不好好搞科研却跑去种地，到底咋想的？怎么说呢，用一句调侃的话就是“现在流的汗都是当初脑子进的水”。
当年我16岁上大学，选择学医本来就不是我的初衷，更多是为了出路而非基于兴趣。事实也证明，比起整天在实验室里摆弄一堆药品、试剂和瓶瓶罐罐，我更喜欢开着拖拉机在农场里劳动。
我祖籍山东，1963年在威海乳山银滩乡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出生。我的父亲因为口才好，能写得一手好字，被选去支援建设大三线，从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身份。我的母亲是一个只上过几天识字班的农村妇女，种地的同时还要拉
我这人不算勤快，小时候尤其贪玩，但由于父亲常年不在家，我只能像个小大人一样跟着母亲去生产队干农活。冬天到大田里翻地、整平；春天到山坡上挖坑、种树；夏秋农忙季节帮着收庄稼、打场，上学路上我都背着个筐，沿路捡粪作肥料。
记得小学四年级参加麦收，我因为干活积极被生产队记了4工分，那会儿一个成年男劳力也才8工分。因为农活干得好经常别夸，我在种地这件事上找到了一种特别的价值感。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农村还在搞人民公社，学大寨，整天热喧嚣闹，乱乱哄哄的。学校对学习也不是特别重视，三天两头组织我们去参加劳动。有次劳动回来，班主任看着我满头大汗，就夸我“姜铭涛，你真是生产队长的好料子啊！”
后来我在美国农场里开着拖拉机干活的时候，一想到这儿就乐，我这不就是如老师当年所愿，当上生产队长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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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国家开始恢复高考，有一天我正在生产队的地里劳动，忽然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在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恍惚记得说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农、兵等都可以自愿报名，择优录取”什么的。同年冬天，乳山县要组建一个冲刺高考的重点班，我因为成绩好被选上了。
班里都是全县各个中学选拔上来的尖子生，第一次上英语课，有个县城的女同学上来就用英语来了个自我介绍，说“My name is XXX, I love 北京天安门!”什么的，说实话我根本不懂，但听着朗朗上口，羡慕得不得了。那时候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乡下孩子就是想学也没那条件。
由于基础相对较差，我开始拼命追赶。慢慢地，各科成绩越来越好，特别是语文和物理，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几次预考都是全班第一或第二。轮到高考的时候，我却出了个岔子。上考场前一天晚上，班主任老师看我没蚊帐就让我去他家睡，一换环境我更睡不着了，快天亮才眯着一会儿。上午第一门考数学，我脑袋昏沉沉的，试卷都没答完，最后只考了65分。
当年总分320分以上可以读全国重点本科，280分以上能选择省级本科。我总分306分，没落榜，却失去很多学校的选择机会。填志愿的时候，班主任跟我说，“铭涛你去学医吧”，我很无知地问，“大学里面还有医学院？”老师说：“嗯，有，你记性好适合学医，这个成绩就报咱省医学院吧。”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高考前，我一直想着自己物理好，也喜欢工科，本打算学个工程专业，以后当个无线电工程师什么的，学医绝对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一个选项。我父亲觉得医生这个行业旱涝保收，稳当，也同意报这个。
在那个时候，能上大学的喜悦很快就冲淡了我无法选择工科的失落。再说，对一个16岁的农村孩子来说，比起出路，兴趣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这样，在阴差阳错之下，我报了山东医学院（现在的山东大学医学院），从此走上学医之路。
1979年，我来到了省会济南读大学。医学院本科阶段原本是五年制，我入学那年刚好赶上学校响应国家号召，要成立一个六年制的英语医学班。这次又把我选进去了，我很惊讶地问老师：我就考了35分，咋还选中我了呢？老师笑了一下，看着我说：不错啦，很多人才考了十几分。
看来不是我杰出，是其他人更差啊。后来进了英语医学班，我开始专攻英语及基础科目。在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下，英语基础打得很扎实。我两次参加学校竞赛都名列前茅，还作为主持人组织了几期竞赛，语感越来越好。
相比英语，主攻的医学专业倒让我觉得少了很多乐趣。学医是个慢功夫活儿，本科阶段的医学知识重在打基础，有点偏文科性质，主要是记忆和理解。正如我高中班主任所说，我记忆力比较好，因此少了一些其他同学挑灯夜战的辛苦，也没有挂过科，但并不是真的喜欢这门学科。当时班里有位同学晕血，学校不得已同意他换了专业，这件事都让我羡慕了好久。
在英语医学班学了六年后，转眼要毕业了，我想着学好临床能进医院当医生，就报考了本校的临床研究生，开始专攻小儿科心脏病医学研究。
那时国内开始流行出国潮，我导师是从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回来的，在他的鼓励下，我于1987年参加了托福考试，打算为出国留学做准备。成绩出来我自己都吓坏了，满分670分，我考了650分，这个成绩在全国名列前茅，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
1988年，我独自来到加拿大安大略大学，开始攻读心脏生理学博士。初到异国他乡的新鲜感并没有持续太久，几个月后的第一个冬天我就觉得情绪低落，时不时有些压抑。一方面是异国他乡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是被当地的气候条件困扰。
出国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山东，习惯了四季分明的季节，而安大略省在北纬43度，地理位置相当于东北，冬天非常漫长，甚至到了四月底还看不到春暖花开的迹象。
幸好太太在一年后也来了加拿大，她是我的大学同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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